免费股票配资平台官网蒙元帝国的佛道之争为什么全真教败了

在成吉思汗时期，除了部分部落信仰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外，蒙古人基本上以萨满教信仰为主。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宗教，主要以崇拜氏族或部落祖灵为主，兼有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免费股票配资平台官网，可以说萨满教是一种多神崇拜的宗教，而且没有固定的教义、仪轨。可能正是这些原因，造就了蒙古人能够接纳其它宗教神灵共同存在的观念。当然，蒙古人虽然允许各种宗教在其统治区内共同存在，但是并不代表对所有宗教都一视同仁，他们会根据自己政策的需要而不时地调整宗教政策，对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宗教加以扶植。

比如，成吉思汗早期之于萨满教和穆斯林；晚期之于全真教；蒙哥、忽必烈之逐渐转向藏传佛教，都有这些因素在里面，蒙古人很善于利用“因其俗而柔其人”的宗教政策。但是在整个蒙元帝国内部，各个宗教还是可以共同存在的，虽然地位可能不尽相同，但基本不会受到任何歧视。元代的宗教政策是相当宽松的，在历朝历代中，宗教之繁荣未有能达到元朝之状况者。

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帝国的宗教信仰自出政策，主要是在蒙古对外战争中逐渐形成的。蒙古人接纳多种宗教，保证被占领地区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减少他们的抵触心理和反抗情绪。所以，在蒙占的征服战争中，为了减少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蒙古统治者采取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乃蛮太子屈出律在哈喇契丹的败亡也给成吉思汗以启示，故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成吉思汗本人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法则，在他的宫廷里有信奉佛教的耶律楚材、有“神仙”丘处机。西域召见丘处机后，成吉思汗下令赦免了全真教的赋役。

在听到海云印简师徒之行迹后，则下令好生养活“小长老”、“老长老”。可见成吉思汗对自己的法令也执行的非常认真。而且从成吉思汗家族的信仰就可以看作是蒙元帝国宗教信仰的一个缩影，“元太祖成吉思、太宗窝阔台、宪宗蒙哥三位可汗信萨满教，定宗贵由可汗和成吉思可汗的次子察合台信仰基督教，成吉思可汗之孙别儿哥信仰伊斯兰教，另一孙子元世祖忽必烈信奉佛教，太宗后脱列哥那、睿宗后唆鲁禾帖尼信基督教，世祖后察必信佛教，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之孙)及所部十余万人信伊斯兰教。”“可见，蒙元帝国的宗教信仰自出政策已经

成为了一项普及政策，皇族成员的信仰最终决定了蒙元帝国不会取缔任何宗教。

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贵出、蒙哥诸汗都很好地执行了其法令。这在《一二三五年重编百丈清规圣旨》可以很好的反映出来，《圣旨》云：“成吉思皇帝、月阔台皇帝、薛禅皇帝、完者笃皇帝、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格坚皇帝、忽都笃皇帝、扎牙笃皇帝、亦辇真班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什么差发休当，告天与咱每祝寿者。’么道。”'可见，每一代的帝王都把各教信徒当作他们的祈福者，从总体而言，蒙元帝国的统治者们并没有歧视任何一个宗教。

窝阔台时期，蒙古法令规定：禁止以断喉之法宰杀牲畜，而以剖腹代之。这恰与穆斯林教法相抵，有钦察人欲谋害穆斯林，偷侦其杀羊后告知窝阔台，窝阔台释穆斯林而杀钦察人，又曾有仇恨穆斯林之人以成吉思汗托梦为由，觐见窝阔台要求其诛杀穆斯林，待窝阔台得知其为谎话之后，将其处死。”窝阔台和贵由汗时期和林城内也是各种宗教共同存在，《卢布鲁克东行纪》记载在和林有“十二座各族的偶像寺庙，两座清真寺……一座基督徒的教堂;对成吉思汗宗教政策传承最好的当属窝阔台和贵由两位大汗。在窝阔台和贵由时期，蒙古帝国境内基本没有任何教派之间的纷争，尤其是在中原地区。

蒙哥汗时期，基本上也遵循了成吉思汗的法令，但是蒙哥汗已经开始倾向于佛教，尤其是此时的全真教势力越来越大，对蒙古人的统治不能不说是一种威胁，加之，全真教越来越跋扈的行为，不能不引起蒙古人的注意。但是蒙哥对待佛教和道教基本上是公平的，而且“蒙哥及皇族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典福，悉皆参加……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于蒙古人中，尤盼皇帝之信仰。惟蒙哥仅守成吉思汗遗教，对于任何宗教，待遇平等，无所偏袒。”即便是皈依了佛教的忽必烈，也曾对马可波罗言：“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人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徒谓是摩西，偶像教徒谓其第一神是释迦摩尼。我对于兹四人，皆致敬礼。”而且在元上都中“有广大寺院，大如一小城。每寺之中有僧两千余人……上有别种教师名先生”。自成吉思汗始，直到忽必烈前期，蒙元帝国的统治者对于境内的各个宗教基本上是一视同仁，并没有明显的偏袒某一教派之行为。

蒙元帝国的帝王们基本上遵循了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但是在各个时期，所兴盛的教派却不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蒙古政权对外战争的形势在不断变化，蒙古人基本都是以不同时期的需要而进行政策的调整，但是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总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也可以把蒙古人的这一宗教政策称之为务实的宗教政策。蒙古人一直在找一个最好最适合自己的宗教，而且历代帝王均在努力，成吉思汗之抬举全真教，蒙哥汗在和林举办的大宗教辩论，蒙哥汗曾要求卢布鲁克等人参加宗教辩论，并遣人告诉他们说：“你们基督徒、撒拉逊、脱因。你们各自说各自的教义是最好的，你们的文书——就是书籍也是最真的。所以他希望你们都汇集一处，举行一个辩论会，让他本人知道真理。”'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寻找一个适合蒙古人统治的宗教。

忽必烈前期也在为寻找这样的宗教不断探索，当初当海云印简觐见时，被问到了三教何者更优的问题，海云对曰：“诸圣之中，吾佛最胜；诸法之中，佛法最真；居人之中，唯僧无诈，故三教中，佛教居其上，古来之式也。”“被赏赐以珠袄金锦无缝大衣，并奉以师礼；世祖还不止一次对三教何者更优发问，“孛术鲁狮子翠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 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壁，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壁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上大悦。”蒙古人一直想找到一个能够为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宗教教派，以其理念来治国安邦。其实，蒙古人最终对佛教的崇奉也是在不断的探索中确立的。

虽然后来忽必烈非常崇尚佛教，并且在蒙古贵族中，大部分人也皈依藏传佛教，但是其它各个宗教教派，在帝国境内依然可以存在，而且这些宗教中的很多教派与蒙古王室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主要是出于蒙古统治者个人的意愿。蒙古人将所有的宗教人士都看作为他们祈福的人，所以佛道之间虽然有激烈的辩论，而最终道教被压制，但是“在后来的元朝宫廷中，仍常有道士建醮之事。” 可以看出，即便蒙元帝国境内的宗教势力是在不断变化的，但是，宗教信仰自出的总政策是没有变化的。

蒙古贵族在不同时期推崇不同宗教。首先，蒙古贵族的崇道主要是指早期的扶植全真教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崇佛，并不是汉地佛教，而是藏传佛教。也就是说，蒙古贵族是有扶植全真教转而崇尚藏传佛教。关于这一转变究其原因无外乎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蒙元帝国虽然一直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是在不同时期所重点扶植的宗教教派也有不同。这归根结底是蒙古政府过程中“因其俗而柔其人”

政策的反复使用罢了。在成吉思汗后期以及后来的窝阔台和贵由时期，蒙古对外征服战争更多的发生在中国北方，大量流民的存在，使中国北方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所以，蒙古帝王均想利用全真教以安定当时的北方社会，并借其影响加速北方统一战争的进程。当蒙古在中国北方的统治稳定以后，势力过大的全真教自然成为其后方的不稳定因素。此时，因为前去征服而接触到的藏传佛教却深受蒙古贵族的青睐。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征服西藏是蒙元王朝的战略之一，另一方面，也就是之前所提到的文化因素。正如札奇斯钦先生所言：“它(藏传佛教)比较适合游牧民族的心理，填满大草原过度单调的空虚，而成为蒙藏两个民族的共同信仰。”

藏传佛教孕育于以游牧生活为主的青藏高原，所以藏传佛教的教义和仪轨并定能够被游牧民族所接受，这也恰恰印证了“宗教文化在民族间的传播，并不是靠人为的强制推行就能奏效的，接受这种文化的民族必然要与这种文化尤其心理上的共鸣与思想观念上的合拍”这一论断。所以不论是从文化传统还是思想观念上，藏传佛教都比全真教更适合蒙古贵族。

但是，全真教在蒙古贵族中的影响已经很深，所以藏传佛教想取代全真教而成为蒙古贵族最尊崇的宗教教派，并不是短期内所能奏效的。1227年成吉思汗和丘处机相继去世，太宗窝阔台与尹志平交往甚多，并继续扶植全真教。到真常真人李志常时期，全真教已经成为蒙元帝国境内的第一大教派。

而此时蒙古人已经统一中国北方，而且在全力进攻南方羸弱的宋王朝，北方社会已经趋于稳定，但是全真教众却开始欺压文人儒士、霸占寺院，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佛教状告道教之事，蒙古统治者顺水推舟举办了几次佛道辩论，一举将全真教的气焰打压下去。胡其德先生认为佛教胜利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蒙古可汗的尊佛或西藏僧人的鼎助汉地僧人，亦不在于忽必烈于佛理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蒙元诸帝基于实用需求和政治控制，不欲全真道的势力过于庞大，导致政治天平上失衡。”³由此可见，蒙古统治者完全是出于对自我有利的目的而操纵了佛道辩论。在全真教衰落下去的时候，藏传佛教不失时宜地出现在蒙古统治者的眼前。恰恰蒙古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十分推崇，且受高僧影响很深，像萨班之于阔端、玛噶拔希之于蒙哥、八思巴之于忽必烈。

尤其是八思巴在忽必烈宫廷中，对忽必烈影响很大，甚至“在帕思八座前，领受了三次金刚乘密法甘露……又先后露出话来，命全藏僧伽除学修萨迦派之宗法外，不得学修他宗。”对于一个奉行宗教信仰自出政策的帝王，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见八思巴的人格魅力已经深深感染了忽必烈。以至于后来元朝的每一位皇帝即位必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谓之暖达世，此国俗然也。”'帝王受佛戒成为一种习俗，这在中国历朝历代均是不曾发生过的事，虽有极个别帝王崇佛，但也未有能达到蒙古帝王之程度者。

在皈依了藏传佛教之后，忽必烈将全国宗教事务都交由帝师管理，甚至由帝师领宣政院，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宣政院品秩之高，权力之大，在中国历代政权中恐怕无有能出其右者，可见蒙元王朝的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礼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忽必烈本人也承认佛教为最佳，并首次将宗教分为三六九等，他亲言：“世人将孔老与佛称为三圣，斯言妄矣，孔老之教，治世少用不达，性命惟说，现世止可称为贤人，佛之垂范，穷尽死生善恶之本，深达幽冥性命之道，千变万化，神圣无方，此真大圣人也。自今已后，三教图像不得与佛同列。”³此语一出，成吉思汗的“应对各教之人平等待遇”之遗令已经不复有效。而蒙元王朝狂热地崇拜藏传佛教的时代也已开启。

从全真教到藏传佛教的转变，标志着蒙古统治者的最终精神归属，由于藏传佛教的环境和文化与蒙古人的生活环境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所以蒙古统治者很容易接受藏传佛教而贬压全真教。尽管蒙元王朝的宗教政策依然没有变，但是各个教派之间的等级和权力差距已经体现出来，并会不断拉大。藏传佛教在蒙元帝国宗教界领导群雄的时代已经到来。

永兴优配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